厄運降臨時,初衷再好的設計也難自保。標識的價值,最終取決於它所代表的行為與政策。
二十世紀初,萬字符「卍」——或稱鉤形十字,一個象徵好運的古老符號——曾被大量商品拿去當商標:好運牌瓶用密封膠、清爽牌止汗露、卍字牌鮮果、卍字牌雪茄、卍字牌火柴,甚至可樂。今天看來幾乎難以置信。但 1922 年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採用這個符號,1935 年 further 將它升格為納粹德國的國家象徵。從那一刻起,它的意涵由良性翻轉為邪惡。在可預見的未來,西方文化裡的「卍」大概很難擺脫這層陰影。

保羅・蘭德為安隆公司設計的「E」(上),以及後來被棄用的電路城標識。
這固然是最極端的例子,但同類故事不勝枚舉。安隆這家能源公司因貪腐醜聞崩塌,員工數以億計的退休金隨之蒸發;而在那之前,字母「E」的三道橫槓只是三條管線匯入中央集散庫的簡潔比喩,是對公司核心資產的一種優雅詮釋。這未必是蘭德最好的企業標識作品,卻是個有效的記憶符號。直到弊端曝光、高管受審入獄,這個「E」變成了一記紅字,成了眾人譏諷與譴責的對象。
蘭德曾提醒,標識像「兔子腳」一樣帶著某種神秘與魔力,而這些特質並不總是建立在理性之上。他還指出:唯有它所代表的實體本身是好的,這個標識才談得上是好的。埃德塞爾車型在市場上慘敗,於是那個名字與商標永遠和愚蠢綁在一起。電路城歇業之後,我敢打賭短期內不會有零售商去模仿那種紅色圓形標識,免得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失敗者。破產的原因固然是經濟不景氣,但標識的形象必然被拖累。標識是一個公司、機構或國家的臉,它承載品牌的一切好、壞與醜惡,它的幸與不幸取決於身處的環境。在標識的國度裡,環境決定一切。
安尼爾集團為「純果樂」操刀的包裝與標識被批評平淡無奇,在遭到輿論反彈後,純果樂只好退回舊方案:橙子與插著條紋吸管的主視覺。但少有人記得,在這個橙子出現之前,果汁包裝上站著的是一個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人物——「俏皮-安娜」。

安尼爾集團 2009 年的純果樂新設計(右)惹惱了顧客,但比起 1970 年代那個種族歧視色彩濃厚的「俏皮-安娜」(左),實在是小巫見大巫。
她是個有點小肚子、上身赤裸、穿著草裙、頭頂一籃橙子的小女孩,混合了「美汁源」女孩與奇奎塔香蕉女郎的特徵。以今天的角度看,那個年代的無知讓這個形象成為殖民主義思維的縮影:所謂「土著居民」存在的意義,僅在於為美國生活方式服務。

這則美式炸熱狗腸(Pronto Pups)廣告,能算好創意嗎?
許多商標人物正因描繪方式具侮辱性而被時間淘汰。在沃倫・多茲與馬蘇德・侯賽因合著的《廣告男孩:帶人物的老式廣告》一書中,收錄了約二十個值得玩味的角色,多數無傷大雅、傻氣可愛,但也有幾個毫無品味:戴墨西哥寬邊帽、披斗篷的炸熱狗;頭如橙子、性感如蛇蠍美人的「印度河少女」;當然還有總在偷玉米片的「油炸玉米餅匪徒」。這些形象不難解讀,弦外之音一看便知。種族主義商標曾充斥美國商品的標籤與廣告,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少數族群在主流社會裡缺乏發言權,其「另類」反而被當成好奇價值來消費。而「傑邁瑪大嬸」、「本大叔」、「麥乳大廚」這類形象因過於深入人心,反倒被保留下來並加以打磨——傑邁瑪大嬸的原型是十九世紀末一位真實存在的非裔女攤販。
設計標識是為了喚起正面認知。最糟的是讓人無動於衷的標識,而唯一可能更糟的,是一無是處的標識。失效的設計毫無價值;替破產或長期不景氣企業做過標識的設計師,把這些案子從作品集裡剔除是明智之舉。

傑瑞・卡諾於 1970 年代初為大主教青年委員會設計的標識,如今已不再那樣「黑白分明」。
有些情況下,標識會不經意地把一個機構的缺點畫出來。大主教青年委員會的標識問世三十年後,教會發生了性虐醜聞。以 2009 年的集體意識來看,圖中牧師與兒童的關係線條,諷刺意味濃得令人難受。原本要表達的「監護者守護天真孩童」如今已無法被單純閱讀——當一個優秀的設計讓人聯想到不當行為,這就是一個倒霉的標識。
*《紅字》是美國作家霍桑 1850 年的名作,主角被迫在胸前佩戴紅色字母「A」以象徵恥辱。